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法治建设，着眼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把法治建设作为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强调坚持依法治国、依法执政、依法行政共同推进，坚持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一体建设。农业、农村、农民问题一直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根本性问题，就目前来讲，农村仍然是最薄弱的区域，农业仍然是最弱质的产业，农民仍然是最弱势的群体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，根基在农村、难点在农村、希望也在农村，加快建设法治农村刻不容缓。

农村法治建设的现状堪忧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法治建设也取得了可喜进步，农村依法治理工作成效明显。一是三十多年来制定和颁布了20多部农业法律、60多部农业行政法规、460多部部门规章以及一大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，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基本形成，推动“三农”工作步入了制度化、法制化轨道。二是经过三十年有计划、有组织、持续的普法活动，“法律进乡村”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形成，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、维权意识、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，基层干部依法决策、依法办事、依法管理的能力不断提高。三是村民自治组织体系进一步健全，普遍实行了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，村务公开、民主理财得到广泛推行，村民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务、自我监督机制不断优化。四是以司法所、派出所、法庭和其他基层机构为主的法律服务网络基本形成，农村法律保障工作水平不断提高，农村的执法司法环境、社会治理环境不断改善，农村社会总体保持安全、和谐、稳定。

但与城市法治建设相比较、与农村经济发展相比较、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相比较，农村法治建设总体仍然薄弱，有的方面还严重滞后，主要表现在：一是部分农民法治意识、法治观念仍然淡薄。在农村，普法学法相当难，一些地区成为普法的“死角”、“盲区”，群众很少接受法律的灌输和熏陶，“讲人情、讲关系”的思想普遍存在，“遇事找人”成为习惯。很多农民不清楚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权益，在自身权益遭到侵害时，不知道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，小纠纷演变成大案件、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犯罪时有发生。二是用法难、执法难。“用法难”，一个是不懂法，一个是用不起法。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不学法、不懂法，法律知识缺乏，法律素质偏低，以言代法、以权压法，依法搞经济建设、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水平不高。从普通群众来看，法律意识淡薄、用法意愿低，往往信官不信法、信权不信法。另一方面，用法程序多、耗时长、费用高，群众无法及时获取有效的法律帮助，形成“有法难用”的困局。“执法难”，主要反映在受长期以来形成的“法不责众”思想的影响，在极少数地方抗法现象时有发生，行政执法、司法执行难以顺利落实，良好的法律没有完全通过公平有效的执法行为得到体现，降低了法律权威。三是信访不信法。农村涉法涉诉信访呈现出多样化、诉求利益化、过程长期化、缠访闹访常态化的趋势，一些信访人往往寄望于通过领导干预争取利益最大化，有的讨价要价越来越高。有些上访群众有极端化倾向，甚至丢下农活缠访闹访、敏感时节集访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，影响农村法治建设。四是封建迷信活动在一些地方还比较盛行。有些地方盲目兴修寺庙，有的打着宗教的幌子，从事封建迷信活动，对人们思想形成束缚，对老百姓观念形成误导，影响着群众尊法、学法、守法、用法。一些邪教组织在边远农村地区时有活动，对法治农村建设造成负面影响。五是一些边远农村家族势力、宗族势力左右农村局面的现象仍然存在。有的农民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，不是求助于法律，而是依赖家族的力量来解决问题，尤其在一些偏远地方，有的以家族势力对抗基层政权、干涉执法司法，个别还出现了家族式、集团化犯罪。同时，利用婚丧嫁娶、升学乔迁等各种名目大操大办在农村成风，人情消费令老百姓不堪重负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村事务管理无序。

制约法治农村建设的原因分析

涉及“三农”的立法修法相对滞后。一方面，涉农立法总量不足,有的领域还是空白，一些急需的法律尚未制定出来。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造成城乡立法差别过大，城乡公民权利事实上“不平等”，确立和保障农民享有平等公民权利的法制缺失，保证中央农村政策落实的法制缺失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方面的法制缺失，农民的“三权”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。另一方面，立法修法质量不高，涉及农业农村的立法反映“三农”客观规律不够，计划管理的成分过重，利益化痕迹明显，经常出现“政策搬家”，生硬把政策入法，不少还停留在行政法规、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层次上，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。

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法治建设构成新的挑战。从农村人口结构来看，“未富先老”相当突出，留守老人、留守妇女、留守儿童面临许多生产、生活甚至生存的难题。特别是进城的农民工，虽然在经济上得到了承认，但政治上并没有得到完全承认，选举权、被选举权无形之中被剥夺。从农村经济结构来看，产业形态既有农业、又有工业、还有服务业，已经远远超出了第一产业的范畴，经营方式既有国有、又有集体、也有个体私营，已经走出了家庭联产承包双层经营基本制度的范畴，公司制、股权化、股份合作化进入农村，已经形成了城乡互动、行业互联。

农村基层组织比较薄弱。农村基层干部岗位缺乏足够的吸引力，村干部后备队伍匮乏，一些地方班子人员严重老化，缺乏公信力、号召力、凝聚力，也缺乏执行力，既无动力也无能力实行村民自治，还停留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上，面对纷繁复杂、变化迅速的农村社会环境，缺乏应对挑战的能力，很多村委会只能当“二传手”、“传声筒”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只是停留在守土、守业、守旧。

农村法律服务体系不够健全。当前，执法和法律服务存在重城市、轻农村的状况，广大农村普遍缺少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。一些乡镇司法所有其名无其实，一个中心法庭管辖数个乡镇，一个派出所辖区四五万人，经济越是落后的地方，管辖范围越大，执法力量越弱，法律服务、法律援助向基层延伸越不够，无法适应广大农民的法律需求。

传统观念、传统思维对法治农村建设构成消极影响。由于自然的原因，很多农村地方较为闭塞，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消极思想一时难以消除，农民接受现代的民主法治意识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，特别是封建思想、家族观念、宗族意识对农村治理方式的转型造成了一定阻碍，部分地区家族势力影响着农村基层政治生活。

建设法治农村的对策建议

法治农村是法治国家、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础，是强农惠农的重要保障。在更加注重统筹城乡发展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今天，法治建设也应坚持城乡统筹、协调发展、同步推进。

切实加大农村学法普法的力度，增强农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。“法律意识不会自发产生，必须有灌输”。要始终把学法普法作为农村法治建设的基础工程来抓，建立健全农村普法教育的长效机制。在新形势下，尤其要注意加强和改进学法普法的手段和方式，突出“多网点”，找准“切入点”，把握“着力点”，选准“结合点”，大力推进“法律进乡村”，让各项法律真正走进基层、走进农户，培养出大批尊法学法懂法守法的新型农村干部，培育出信法学法用法守法的新型农民，让法律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，让法治思维、法治方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常态。

加大针对“三农”的立法修法力度，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。保护好农业、保护好农村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，一靠政策，二靠法治，法治是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根本保障。要把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作为重要原则，与时俱进加大涉农立法修法力度，有效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、宅基地使用权、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合法权益。立法修法既要有数量又要有质量、有针对性，尤其要加强农村改革与立法修法的衔接，正确处理政策和法律的关系，确保与农村有关的法律制度符合农村的发展需要和客观实际。

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，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村法律服务的基本需求。完善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、良好的法律服务可以推动农民群众形成亲法、信法、学法、用法的思想自觉。加强农村司法所、法律服务所、人民调解组织建设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机制，推进法律援助进村、法律顾问进村，有效实施法律援助、司法救助，降低群众用法成本，让法律的服务功能、保障功能得到充分发挥，最大限度满足农村法律服务的基本需求。

加大农村执法监督力度，推动农村各方面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。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。对现有农业法律法规要加大执行和实施力度，促进农村发展，保护农民权益，推动农村依法治理。建立和完善权责明确、运行规范、保障有力的农村行政执法体制，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业行政执法队伍，保证各项涉农法律严格执行和涉农法律问题的迅速合理解决。建立健全农村行政执法监督体系，强化对执法者的监督，促进严格执法、公正执法、文明执法。

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，提高农村依法自治水平。农村基层组织是农村法治的实施者和维护者，是法治农村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，培养大批重民主、讲法治、为民服务的村组干部至关重要。选准选好带头人，增强村“两委”班子公信力、执行力，把村民委员会建成村民自己的组织，保障好、维护好农民自主管理农村事务的民主权利。把法治农村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重要内容，切实转变农村治理的观念和方式，发挥好村规民约作用，真正还权于民，把村民自治落到实处。

（陈延荣  作者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、四川省巴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）